中国绿色时报12月16日报道 自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生产效能极大提高，人类的物质财富日益丰富，但也给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损害，许多物种相继灭绝。这一情况，促使全球保护运动的兴起，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11月21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全球保护老虎高峰会议”再一次引发人类的深思：我们该如何保护和拯救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是构成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是维护生态系统稳定的基本因素之一。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野生动物蕴藏的巨大生物遗传资源潜能，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
我国疆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气候多样，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仅脊椎动物就有约6481种，占世界脊椎动物种类的10%以上。其中哺乳类581种、鸟类1331种、爬行类412种、两栖类295种。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华南虎、藏羚羊等455种野生动物更是我国特有的物种。
然而，由于过度利用资源和破坏自然环境，已导致许多物种面临生存危机。正确处理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对确保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保护为本 合理开发
雄关漫道真如铁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标志着新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起步的《稀有生物保护办法》；1962年9月，国务院发出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首次提出了“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猎取利用”的方针，有力推动了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濒危物种拯救工程陆续展开。1985年，国务院发布了《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01年，由国家林业局组织编制的《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总体规划》得到国家计委的正式批准；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4号）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正案。
以法律约束和生态理念引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是中国政府在促进生态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思考和现实选择，不仅推动了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步伐，使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开始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管理的轨道，对于加快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野生动植物栖息地恢复及改造、繁育等各个领域，积极开展示范试点工作，并支持51处示范自然保护区提升科研监测、宣传教育、社区共管、生态旅游等功能，推行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试点，鼓励科研单位实地进行栖息地改造示范，开展野生动植物繁育试点等，以点带面，逐步推广，不仅有带动了保护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还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此外，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坚持科技与保护实践相结合，主动与科研院所加强合作，建立科技支撑体系，引进和应用国内外高新技术、科研成果和先进理念，在资源调查及信息管理系统、种质基因保存、物种繁育、野外放归、活体标记、野外跟踪、检测鉴定、疫病防控等多方面进行联合攻关，攻克了许多长期困扰保护监管工作中的技术难题，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推广科学技术手段和管理模式，将先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使保护领域的科技贡献率不断上升，有效提高了保护监管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在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野生动物的分布区加强了自然保护区建设，约260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自然保护区得到有效保护；开展了第一次全国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掌握了252种野生动物资源现状；实施了濒危野生动物专项拯救工程，全国建设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和繁育基地约270处。促使朱鹮、扬子鳄、亚洲象、虎、鹿类、雉类、猎隼、候鸟等保护、繁育基础设施得以改善，强加了野生动物救护繁育总体能力，还实施了朱鹮、野马、扬子鳄等放归自然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提高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能力，促进了部分濒危野生动物种群的增长和扩大。
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我国相继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湿地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美国、印度、俄罗斯等国签订了多项双边保护协定（议定书），并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流与合作。
截至目前，朱鹮从1981年发现时的7只发展到目前人工繁育种群和野外种群共计达1520只，并且其放归自然种群在野外成功实现存活、越冬和繁殖；扬子鳄从200多条发展到1万多条，放归自然试验进展顺利；野马人工繁育种群达到200多匹，其放归自然种群在野外成功实现存活、越冬和繁殖。虎、鹿类、雉类等建立了稳定的人工繁育种群，为放归自然准备了优良的种源。
此外，一批救护繁育中心和鸟类保护环志单位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收容、救治、放归了大量非正常来源野生动物，并初步摸清了我国鸟类的迁徙规律。
资金匮乏 需求过度
路漫漫其修远兮
虽然我国在保护野生动物的进程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人类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经济需求、社会需求得不到兼顾，依然存在一些保护与开发相悖的问题。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外分布的濒危物种拯救保护工作难以推进。虽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了大部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但我国还有一些濒危物种分布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外。现行基本建设投资不能覆盖这一范围，使保护基础设置设备简陋、保护能力不足以及栖息地面积减小、质量下降等情况难以改变。
濒危物种繁育、放归自然工作滞后。有许多物种在自然状况下繁育成活率低，需要通过采取拯救繁育措施，首先确保其在人工繁育条件下不灭绝，并促进其扩大繁育、种群复壮，最终实现回归自然，恢复和重建野生种群。在这一方面，由于缺乏基本建设投入，一些濒危物种人工繁育条件得不到改善，甚至因种群扩大反而导致场所不足、条件不断恶化，风险不断加大，其回归自然工作更因经费缺乏而无法启动。还有少数极度濒危物种需要建立人工繁育基地进行抢救性繁育，也无力采取措施。
野生动物种质基因收集、保存等工作难以适应国际激烈竞争的形势。争夺基因资源优先开发知识产权，是国际高新生物产业竞争的核心，其基础是野生动物基因资源。我国野生动物基因资源十分丰富，但主要以活体方式蕴藏在野外种群之中，离体收集保护却进展缓慢。
此外，我国还有许多物种的种群数量极其稀少，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如，分布于吉林、黑龙江的东北虎，野外种群数量约20只；分布于海南霸王岭地区的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约20只；分布域广西南部的东部黑冠长臂猿，野外种群数量仅约30只；分布域新疆布尔根河流域的蒙新河狸，野外种群数量不足600只；分布域陕西洋县的朱鹮，野外种群数量仅1000只左右；在我国海南、香港越冬和大连一带繁殖的黑脸琵鹭，野外种群数量约500只；海南虎斑鳽约80只；分布于浙江长兴县和安徽宣城地区的扬子鳄，野外种群数量仅200余条；分布域湖南蟒山的蟒山烙铁头，野外种群数量约500条；分布域广西大瑶山和广东罗坑地区的鳄蜥，野外种群数量约700只。这些本该数以万计的动物现今却只能以百计数,其濒危程度可见一斑。
其他极度濒危物种还有，华南虎、貂熊、亚洲象、野牛、野骆驼、野马、赛加羚羊、海南坡鹿、矮岩羊、麝类、白头叶猴、黑叶猴、滇金丝猴、黔金丝猴、四川山鹧鸪、绿尾虹雉、黄腹角雉、白冠长尾雉、白尾海雕、白头鹤、伊江巨蜥、四爪陆龟等。
这些极度濒危野生动物普遍分布区域狭窄，种群单一或孤立，或是栖息地遭受严重破坏，数量极其稀少；或是经济价值甚高，资源破坏严重，种群受到严重威胁，数量急剧下降；或是种群未分布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尤其自然灾害对其更是威胁严重，甚至会导致灭绝之灾。，
针对上述问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认识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态作用、社会经济价值及其潜能，统筹兼顾对野生动物的生态需求、经济需求和社会需要，正确处理资源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的关系，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走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当前我国野生动物保护的重中之重。
物种和谐 生态平衡
而今迈步从头越
野生动物的命运直接取决于人类今天的认识和行动。
就目前我国现状而言，开展极度濒危野生动物拯救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一系列的保护恢复措施，重点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外的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得到有效保护和种群恢复，缓解物种濒危状况，改善其生存生长环境，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我国极度濒危野生动物的分布格局及拯救的迫切性，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和非保护区区域对该工程进行布局，鉴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央已有投资进行了建设，全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重点对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和非保护区区域进行建设。
目前急需开展拯救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野外种群监测与保护、栖息地建设、人工种群扩大与野化放归。
开展野外种群监测与保护的主要措施是开展资源调查与监测、建立保护站点和建设野生动物野外救护设施：
——资源调查与监测：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和监测是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基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许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调查工作非常有限，对许多物种的种群数量及发展趋势不了解，需要进行更为资源调查和监测。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资源监测中心，建立各省野生动物资源监测站，确定监测点，划定监测样地，制定监测技术标准，对野生动物的种群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栖息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驯养繁育及利用状况等进行动态监测，掌握野生动物资源的消长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为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提高我国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决策的科学性。
——保护站点建设：在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根据地理位置、保护管理机构、栖息地特点等，建设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站和保护点。针对性地建设标桩（牌）、防护栏、巡护路、管护房等必要的基础设施，购置相关保护仪器设备，加强护林防火、病虫害防治、禁止人类破坏其种群及栖息地的行为。保护点以主要以建立乡镇级野生动物保护点为重点，以配备野外监管工具和设备为主，包括野外生活装备套、野外防护设备等。
——野生动物野外救护设施建设：对于因栖息地中隐蔽地较少、防护能力较差、或因气候极端严酷，容易被捕食或造成伤害的野生动物，在其栖息地中建设适当的野外救助站，为野生动物提供隐蔽地等基本条件，使野生动物临时躲避捕食动物或灾害性天气。同时，在野生动物食物短缺的冬季，救护设施可以适当提供食物，以助野生动物越冬。
开展栖息地建设工作的主要措施是：改善适宜栖息地、修复灾后受损生态系统、建设生态廊道和野生动物饮用水源地：
——动物适宜栖息地改善：针对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栖息地破坏严重的区域，在强化科学管理的基础上，根据物种的生物生态学特性及栖息地现状，采取必要的生物措施，恢复其适宜的栖息地。根据珍稀濒危物种的特殊栖息地需求，结合现有的相关科研成果，通过人工辅助措施，调整野生动物栖息地中针阔叶树种比例、群落层片组合、土壤微生物栖息地及构成等，营造珍稀濒危最适栖息地。涉及的动物有华南虎、大鸨、遗鸥、白掌长臂猿、白眉长臂猿、黑长臂猿等。
——灾后受损生态系统修复：我国自然灾害频发,给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系统造成损害。需采取人工辅助措施，改善生态系统关键种和优势种赖以生存的生态条件，恢复这些起关键作用的生态系统成分，从而使生态系统内的其他成分也逐渐恢复；或者修复受损的景观结构，减轻距离隔离和小面积带来的不利影响，建立相同生态系统间的连接，恢复野生动物栖息地。涉及的动物主要有莽山烙铁头、豚鹿等。
——生态廊道建设：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严重的区域，建设野生生态廊道。将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和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网络,改善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状况。生态廊道划分为核心带和过渡带，并将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植被恢复和管理方式。涉及的动物主要有东北虎、金钱豹、原麝等。
——野生动物饮用水源地建设：部分野生动物，如蒙古野驴、野骆驼等分布在气候干旱的西北地区，在干旱季节，极度缺乏饮水，易造成动物干渴，影响动物生存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建设水源地，为野生动物提供足够的水源，是拯救濒危野生动物的主要方法。水源地建设要根据动物栖息地条件，通过建设集水池、水井等方法，为野生动物提供水源。
人工种群扩大与野化放归的措施主要是人工种群扩繁与野化放归：
——人工种群建立与扩大：根据各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种群大小、生物学特性、选择适当的单位，通过驯养繁育，逐步建立并扩大各物种的人工种群。涉及的动物主要有野马、东北虎、华南虎、盘羊、普氏原羚、赛加羚羊、梅花鹿、塔里木马鹿等。
——野化放归：在人工种群建立的基础上，采取人工方法，在特定的野生动物的历史分布区内，重新建立该物种种群，称为野化放归或物种重引入。一般以保护和重建特定物种所处分布区的野外种群为目的。在物种和野化放归地选择的基础上，制定物种野化放归规划，开展野化放归的前期试验，通过逐步野化，重建新的种群，逐步野化，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野化放归种群。
——野化放归种群的巡护、管护和监测：野化放归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加强野化放归种群的巡护和管护工作，并开展对野化放归种群的动态监测。因此，野化放归种群所在地的保护管理部门和科研人员要开展对野化放归种群的巡护和管护工作，并对野化放归地栖息地及种群每一栖息地的生长进行长期动态的监测，建立巡护、管护和监测，必要时采取辅助措施，以保障种群重建的成功，并为其他物种的野化放归提供借鉴。
地球是个有机的统一体，一切生物都生长、繁衍、进化在这个统一体之中。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任何组成天然群落的物种，都是共同进化过程中的产物，各个生物区系的存在和作用，都是经过自然选择的巨大宝库，各个物种和人类一样，都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环节，在漫长的进化发展过程中共同维持着自然界的稳定、和谐和发展。充分认识保护和拯救野生动物，保护生态的重要性，人类就必须放弃人本位观点，正视地球这一唯一的生存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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