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为强化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建构,设置革命系列纪念日,其中最多的就是孙中山纪念日。据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陈蕴茜介绍,这一纪念日由一组时间序列符号构成。如根据孙中山的出生、逝世以及一生中经历的重大事件,制定了诞辰日、逝世日、蒙难日、起义日、就职日等。但是,国民党并不满足于每个纪念日都只呈现一种形式,而要对其进行再“制作”,让每个纪念日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从而使民众在纪念日活动中形成深刻记忆,达到纪念孙中山、宣传意识形态的目的。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改为植树节,便是国民党为推广孙中山崇拜所做的一项举措,它将植树与纪念融为一体,既有效地推动了全国植树造林运动,又在植树实践中推广了孙中山崇拜。
陈蕴茜认为,国民党将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改为植树节,主要因为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倡导植树造林的政治家。1893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急兴农学,讲求树畜”,以强国家。1915年,孙中山提议以每年的清明为我国的植树节,同年7月北洋政府正式规定清明节为中国的植树节。以后,孙中山还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植树造林的重要意义。
植树仪式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纪念孙中山、宣传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表达,参与者能够在仪式中对孙中山精神产生强烈共鸣,由此产生“全场悲壮热烈”之效。植树实践则是植树仪式的继续与延伸,一般在植树仪式结束后会举行游行,沿路进行纪念孙中山与号召植树的宣传。植树节的意义超越了单纯纪念孙中山的意义,更具有实践特征,可以更深入地传达纪念孙中山符号的信息。这一整套仪式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融于其中,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涵化。
陈蕴茜说,在全国纪念孙中山、大兴植树造林运动的同时,为突出植树节纪念孙中山的功能,国民党特别将植树节期间所造林称为“中山林”或“中山纪念林”、“总理纪念林”等。中山纪念林在全国各地的出现,折射出国民党推行总理遗教、实现孙中山森林救国的实践卓有成效。同时,它使国民党力图铸就的“中山精神不死”在空间上获得了充分的展示,植树节在孙中山崇拜运动中的象征意义不仅在时间上得到了延伸,而且在空间维度上获得了拓展。这种时间、空间与实践的复合运作,将宣传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力技术运用到极至,民众在这样多重复合的强势符号传输中,或多或少地被意识形态化。可以说,中山纪念林是从空间上进一步强化时间的纪念功能,二者构成的特定时空为推行孙中山崇拜提供了纪念场域。
植树节在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特别是植树实践与意识形态宣传相结合,比单纯向总理遗像默哀、恭读总理遗嘱等纪念形式更具有现实意义,从而得到民众的拥护,植树造林成为全国性运动,而孙中山符号也在植树造林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正因为如此,植树节与孙中山精神融为一体,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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