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岁的肖荣高用朴素的语言描述了他对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纠结感”——“工作了29年，保护区的每一寸山头都不知走了多少遍，一草一木都有感情，但因为常年窝在深山里，家庭、孩子都很难照顾得到。”

29年间，他从最初的造林员变成现在的科研员，保护区里60%的动植物标本出自他手。此间,车八岭保护区亦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县级走向世界级。

从韶关始兴县城驱车向南部的山区行进46公里，即抵达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创建于1981年，是华南地区具有世界典型意义的天然基因库，享有“物种宝库、岭南明珠”的美誉。

它也是一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即便在全球范围内，这样的保护区也只有500多个。

在诸多保护区中，车八岭保护区面积并不是最大，物种也并非最丰富，但车八岭却是广东省唯一一个核心区有人类居住的保护区。一边是圈地封山的生态保护，一边是沿袭百年的“靠山吃山”生存传统，从建立保护区的那一刻开始，保护区与村民这对利益交织体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

车八岭的“家底”

今年对两栖爬行动物资源的调查显示，车八岭又有了新“成员”——41种新纪录物种。丰富的动植物种类为其赢得了“物种宝库、南岭明珠”的称号

对肖荣高而言，今年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无异于车八岭“大家庭”又发现了新成员。今年11月，一项对保护区两栖爬行动物资源的调查显示，新发现了41种新纪录物种，包括11种两栖动物、30种爬行动物。其中，白头蝰、双全白环蛇、福清白环蛇、海南棱蜥这四个物种首次出现在广东。

“这意味着车八岭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和生态系统得到了有效保护，生物资源数量逐年增加。”这让肖荣高骄傲。2011年始，车八岭保护区与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合作，两年内先后8次对车八岭保护区内的两栖爬行动物资源进行系统调查，肖荣高全程参与。

两年中，肖荣高陪伴着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几乎走遍了车八岭的每一个角落，他用双脚丈量着这片土地，用相机和笔记本记录着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小主人”。

这是车八岭第二次对保护区的本底资源进行调查。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一次本底资源调查显示，车八岭共有高等植物种类1928种，隶属925种290科；动物资源共有1505种，隶属968属253科49目。丰富的动植物种类为车八岭赢得了“物种宝库、南岭明珠”的称号。

让人意外的是，就在上世纪80年代初，车八岭所在的始兴县还是广东省木材产量第一大县——在1981年之前，拥有着丰富森林资源的车八岭内有设有两个林场，链锯声成天到晚响彻山谷。靠着这两个林场出产的木材，始兴县内过半的收入都来自原木税。

一连3年的旱灾与紧随其后的洪灾改变了这一切。在专家的建议下，1981年始兴县委萌生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想法。就在此时，投资80余万元修建的车八岭林场采伐公路刚通车，始兴县委当机立断，在车八岭两头修建了大铁门，将乱砍乱伐挡在了车八岭之外。车八岭保护区自此成立。

为了恢复生态，保护区招募了一批工作人员复林，肖荣高是其中之一。

3年后，肖荣高转入保护区后勤科，与此同时，车八岭开启了对保护区内物种的统计调查。肖荣高也没闲着，不仅自学动植物知识，他在为工作人员带路上山时，也时刻在学习辨认动植物。1989年，肖荣高转入科研室，到1992年记录了车八岭“家底”的《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查研究论文集》出版时，他已经能辨认出上千种动植物。

光统计出种类还不够，保护区的另一个功能是“用标本告诉人类”。1995年，车八岭自然博物馆建成，该馆共收藏高等植物标本18000多份，动物标本11000多件，标本总价值超亿元。

除此之外，科研员还要带领专家“巡山”。

29年，肖荣高就在一次次“丈量”车八岭中度过，在此期间，车八岭一步一步从一个县级保护区升格成为世界级的自然保护区——1981年成立县级保护区，1988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7年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升级”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在保护区里，与习惯“靠山吃山”的村民间的冲突时隐时现。

生存还是保护？

从对抗到相依，村民和保护区接纳了彼此，村民逐渐意识到，与“靠山吃山”的生存方式相比，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才是一种可持续的生存理念

保护了野生动植物，谁来保护随山耕种的村民？

车八岭的“原住民”，除了物种丰富的动植物外，还有8个自然村共1200多名村民。1981年保护区成立，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车八岭林木资源的流失与野生动物的盗猎，但也激发了保护区与当地百姓的矛盾。

早在成立保护区之前，瑶族村落便已在此扎根。1958年前后，一批以“食尽一山，则移一山”而得名的过山瑶民迁徙至车八岭。他们没有固定的山林或耕地，而是在荒无人烟的高山莽林中狩猎、采药、伐木，过着靠山吃山的日子。

保护区的成立意味着砍伐、狩猎与采摘都被法律明文禁止。“斧头一响，有钱有粮”的风光日子不再。村民们原本的经济来源断了，在上世纪80年代，村民的年人均收入从600元降到了300元。

在村民眼中，土地和山林归他们集体所有，但保护区的两个大门犹如两把枷锁，他们连一草一木都不能再碰。仙人洞村村民赵燕辉常开保护区的玩笑：“水里的鱼不让电，山上的树不让砍，天上的鸟不让打，你们当自己是水陆空三军总司令吗？”

矛盾难免激化，冲突在山门之外上演。

“砰砰砰”，狩猎的枪声不时打破保护区的宁静，村民们吃不饱饭，哪里还顾得上法律法规？饥饿让他们失去了理智，打猎盗林是填饱肚子的唯一办法。

眼见保护区遭到破坏，护林员只好挨家挨户去村民家中劝说，这往往换来村民的“闭门羹”。

最初，护林员与村民的矛盾还只是口舌之争。冲突逐渐升级，村民们再也无法按捺住脾气，开始与保护区对着干。宣传标语与标牌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毁坏，挂了指示牌的珍惜树种接二连三地被砍倒，用于定点监测的红外线相机也被村民砸了个稀巴烂……

闹剧愈演愈烈，甚至超出了保护区的控制。经过协调，始兴县决定将生态村委托给保护区管理。保护区将8个村子合并为车八岭瑶族生态村，并说服村民，依照世界保护圈生态理念，在保护的前提下允许村民发展生态经济。

随后，新成立的生态村村委会委派一个“瑶王”兼任生态村主任，瑶民开始有了“自家”保护区的感觉。

保护区试图弥补建区后给瑶民带来的经济损失，提出了改善瑶族作物品种的方案，希望“让瑶民吃饱饭”。忽然而至的热情让瑶民将信将疑，保护区便请来县城的农业技术人员，租种了两亩瑶民的田地进行试点。试点成功后，改良的作物品种被引入山中，大大增加了瑶民的粮食亩产量。

粮食供给解决后，烧煮又成了新的问题。以往过山瑶民使用的是“老虎灶”，将整根4至5米长的木头从门外直接插入灶膛，24小时不停火。这不仅对林木资源造成了破坏，而且容易引发森林火灾。保护区便在瑶民生态村推广沼气池，打造节能灶。这样一来，村民们无需上山砍树便可做饭，家庭养猪业也由此发展了起来。

缓和的局面使村民开始接受“生态保护圈”的概念，慢慢地，砍柴、打猎的人少了，养猪种菜的人多了起来。从对抗到相依，村民和保护区接纳了彼此，村民逐渐意识到，与过去那种“靠山吃山”的生存方式相比，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才是一种可持续的生存理念。

共生与共赢

车八岭正在将传统的绝对保护逐渐过渡到开放式、多功能的积极保护，这意味着保护区将生态保护与改善周边人民的经济、生活结合起来。

从保护区的水泥硬化路拐进上山的小土道后，沿着长达6公里蜿蜒曲折的山路便可进入保护区的核心区——仙人洞村。12月20日，南方日报记者步行来到这个只有100多人的瑶民村，恍如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依据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功能区划分规定，保护区分为核心区、缓冲区与实验区三个部分。其中，核心区要求完全封闭，禁止一切人类活动。但在车八岭保护区的核心区，仙人洞村自上世纪50年代便扎根于此。生态环境和原始村落得以共生共赢，这一独特景象让车八岭保护区引以为豪。

多年来，仙人洞的瑶民沿着这条土路进出山林，将山货卖到外面的世界，再将油盐与土布运回山中。

平日里，瑶民的出行主要依赖摩托车。但每逢雨季，这条路便被淤泥覆盖，无论是步行还是骑车都颇为危险。尽管出行多有不便，但聚居于此的瑶民们从未想过离开。

仙人洞村干部池炳煌说：“虽然仙人洞是火山口，但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山林里，土地也是村民们集体所有，我们住在仙人洞合情又合理。”

保护区下辖的仙人洞保护站站长张新旺也深以为然。张新旺1991年初入车八岭，在医务所担任疫苗医师，成天背着医药箱奔走在各个山岭间，为保护区的职工与生态村的村民注射疫苗。彼时，他与村民的关系特别好，村民们隔着老远就向他打招呼致敬。

2007年，张新旺转入仙人洞保护站工作，每天四处巡山护林，发现村民的违规行为后，轻则教育，重则罚款。村民们从此远远地躲着他。这一度让张新旺颇为失落。

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方法过于简单，开始挨家挨户到村民家中谈心，通过尝试“换位思考”让彼此理解对方。渐渐地，村民们意识到，自己与张新旺一样是山林的主人，有责任爱护一草一木。张新旺也找回了过去与村民无话不谈的关系。

2008年，来自肇庆的孔敏德从华南农业大学林业学专业毕业，旋即来到保护区工作。刚进保护区时他的工作主要是分管各个保护站。

孔敏德注意到，即便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村民们的收入依旧微薄，还有村民时不时通过偷猎盗猎的方式补贴家用。

“如果村规民约里包含对资源保护的相关条例，大多数村民就会严格恪守。”孔敏德着手制定资源保护方面的村规民约。为此，他踏遍了每一个生态村，他一边向瑶民解释，保护区将通过生态工业林补偿与激励的方式弥补他们的经济损失，一边将生态共荣的理念在村民中传播。

时至今日，即便盗猎的劣迹仍不时发生，但绝大多数村民已经接受了生态共赢的理念，也都明白守护这方净土，最大的受益者将是他们。

车八岭保护区局长张朝明告诉记者，经历了这一系列转变后，车八岭正在将传统的绝对保护逐渐过渡到开放式、多功能的积极保护。这意味着保护区将生态保护与改善周边人民的经济、生活结合起来。正是基于这点，车八岭保护区于2007年成功加入了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

开放的尺度

在车八岭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开展参观、旅游的总体规划已经获得审批，但具体旅游项目还在探讨。要兼顾保护与发展，新的探索仍在进行

虽然保护区的规模、规格都在持续提高，但车八岭的发展仍然面对着山高地远的难题。

在仙人洞村，医疗至今仍是难题。尽管保护区允许村民晒制一些中草药，但大病面前，村民们常常束手无策。

村民赵燕辉说，瑶语有言，“生病靠命博”。在无情的病症面前，村民唯一能够指望的是自己的生命力。孩童上学则是另一个难题。

在赵燕辉等村民的眼里，如何挣到更多的钱则是村民的首要难题。仙人洞村曾有不少村民外出打工，但自由闲散的天性以及对外界环境的不适应又将他们逼回了山上。

赵燕辉认真地告诉记者：“我们的祖先是候鸟，在山头与山头之间辗转迁徙。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变成了流鸟，注定只能在这个山头里流浪。”

保护区成立后，即便每人每年都有近千元的生态公益林补助款，但随着物价的飙升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补助远远不够。为了填饱肚子，村民们只好上山种香菇、捡灵芝、挖冬笋、收蜂蜜，但数量和时令的限制使得这种方式难以维持100多人的生存。

而在车八岭保护区周边的林区，卖木材和松脂等林产品仍是部分村民的收入来源，在实验区也有农家乐等旅游项目。这让仙人洞的村民颇为不平，“仙人洞作为核心区，对资源的保护标准比周边都高，相应的公益林补助标准也应该比周边的缓冲区与实验区稍高一些。”此外，他们希望政府或保护区能够将进村的山路水泥化。

在张朝明眼中，生态村的发展问题也是车八岭未来的工作重心。他希望，通过生态旅游的方式，设立一些农家乐或者是中高端的养老院，让缓冲区与实验区的居民足不出户便能找到工作，解决劳动力富余问题。

张朝明介绍，在车八岭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开展参观、旅游的总体规划已经获得审批，但具体旅游项目还需提交详细的方案，逐级报政府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开放的尺度在哪里？如何兼顾保护和发展？新的探索仍在进行。

张朝明同时认为，迄今为止保护区的工作大多比较基础，仅仅是修建保护区减少了外界的破坏，但要“动真格”保护动植物资源，数字化保护将是车八岭保护区的趋势。他设想保护区逐步通过仪器的监测与数据的统计，实现对资源的数字化统计。但他坦言，就目前保护区的现状而言，科研力量与资金支撑都难以实现。

更现实的问题是，保护区的工作颇有“一入山门深似海”的感觉。车八岭保护区距离始兴镇一个小时的车程，在此工作的数十名工作人员平时都住在保护区内，只在周末才回到镇上的家中。

肖荣高常年待在深山老林，老婆生孩子时他不在，父母去世也缺席，这让他很是愧疚，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对家庭的责任。对于年轻的孔敏德来说，这份工作带来的不仅是与外界的疏离，更有找对象的烦恼，他常常调侃自己“只能认得动物，认不了人”。

总策划：张东明

总指挥：胡 键

总统筹：梅志清 郎国华

执 行：胡念飞 殷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