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横空出世！任由国民党重兵层层包围，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第一个由中国劳苦工农大众当家做主的新型国家，业已灿若云霞，光耀宇宙。

　　这个新型国家十分重视林业管理工作，其宗旨与目标极为明确：管护森林、培育新林，发挥出森林在这个特定时期的全部功能与作用，完全服务于反“围剿”战争，服务于苏区经济建设，服务于民生的改善，服务于生态环境的优美。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那种阶级斗争十分严酷的情势下留存的大量史料中，清晰展现出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以及与之相应的同样残酷的经济斗争中，山林是共产党人无所不在的“帮手”和忠诚的“同盟军”，使共产党人既占了天时、人和，更占尽了地利。

　　因此，尽管新的国家开国伊始，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严峻形势下，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诸多难题，纷繁庞杂，林林总总，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启动、加速、腾飞，林业工作还能够排上位置，能够进入共和国高层领导的视野，并能够为之思虑布局、亲力亲为，实属特例。给林业那么高的地位，那么高的关注度，让林业事业得到那么多的偏爱，悉数起来，定会让现代中国的务林人为之热血沸腾，仰慕、兴奋不已！

　　仰慕、兴奋过后，经仔细考证，发现林业拥有这样高的地位，缘于山林自身拥有的特殊功能与作用。

　　顺民心合民意的山林、土地政策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基石

　　综观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从广大民众的角度出发，土地山林政策的优劣是历朝历代兴衰的依据，是朝代更替的缘由。具有远见卓识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条铁律十分清楚。共产主义的初始目标是解放劳苦大众，让劳苦大众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只有耕者有其田、有其山，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共产党人制定出的土地山林政策，必须坚决打破土地山林归少数人所有的“旧制”，彻底实行土地山林以人均分，惠及广大民众的“新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共产党真正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不折不扣地代表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胜利果实”，就会成为刚刚做了土地山林主人的广大民众，不惜赴汤蹈火、不畏腥风血雨、前仆后继地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建立人民当家作主新国家的最大理由和不竭动力。

　　正因为这样，从毛泽东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初，到中华苏维埃政府诞生，就像土地分配使用一样，山林问题，一直在毛泽东等革命先辈思考范围之内，不断地探讨、研究土地山林的分配问题。所以，在党的土地政策中，一直包含着山林政策——土地与山林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中，以及1929年4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后，发布的《兴国土地法》中，已经设定各种类型山林分配使用的基本框架。根据这一基本原则，各根据地也都根据本地区的特点，拟出本地的实施细则。如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山林的没收与分配，作出了较为详尽的具体规定；1930年，闽西对山林的分配拟订出分配使用细则；1931年3月，江西省、县、区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中，也规定了较为详细的山林分配办法。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山林、对整个林业事业，从上到下寄予的厚望和一以贯之的关注，是普遍的，是不懈的、持久的，也是一脉相承的。这在苏区政府的许多政令、法规、布告中，在高层领导的著述中，以及在现存苏区档案、宣传材料中，都有充分的展示。

　　这些规则、办法，都是为了解决群众分得山林多寡、优劣如何搭配的问题。看似芝麻小事，但它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分得是否公平合理，方法是否得当，都会影响到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厌其烦地进行分田分山的细致工作，就是为了调动苏区群众植树造林、保护山林的积极性，为了增大苏区群众的利益份额，最终实现苏区政权的永固、发展、壮大，红遍中国。

　　山林所有权在苏区政策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集体林权制度虽然历经数次变革，但产权不明晰、经营主体不落实、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集体林地没有成为农民所掌握的生产资料。所以，200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的出台，是当年山林政策的延续，是山林分配办法在现实条件下的完善、改进，使山林政策更趋于合理，更顺乎民心、合乎民意。

　　森林让红军在建立、保卫苏维埃战斗中占有极为难得的地理优势

　　中国历朝历代反抗封建统治的造反者，往往被统治者贬称为“啸聚山林”，或被赞誉者称之为“绿林好汉”。占山为王者，必定要有茂密山林的庇佑、掩护，才能存续下去，才能与统治者公开叫板。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急于“找个地方站住脚”，想上井冈山。有人反对，说毛泽东“想当山大王”。毛泽东说：“当‘山大王’有什么不好，你们算一算，哪一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又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张、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那时候，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大山和覆盖其上的森林，是革命队伍生存发展壮大无可替代的温床，是革命成功的“孵化器”、忠诚的守护神。

　　森林，在中华苏维埃时期军事斗争中的巨大作用，革命先辈们的确没有低估。在武器装备上、人数上、给养供给、医疗保障上远远不及国民党军队的红军，却有对地形地物极为熟稔的优势，对森林的依赖程度也极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森林就是红军可进可退、可隐蔽、可瞬间出击的天然大掩体；森林，是红军守卫苏区的绿色铜墙铁壁，是红军对敌作战物质层面上的优势所在。假如当年没有森林的庇佑掩护，面对拥有飞机大炮、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红军若想战而胜之，连续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不知要难上多少倍，要多牺牲多少红军战士，且胜负难卜。

　　在前四次反“围剿”中，共有15次较大的战斗，都是在山林的掩护下取得胜利的。恰如后来抗日战争时，平原游击队对“青纱帐”的倚重。红军尽管装备水平低劣，但每每倚重于山林，据山林之茂，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藏猫猫，好打就打，不好打就拖上敌人在老林子里转悠，直到把敌人拖垮、打垮。事实证明，凡是在战斗中巧妙地运用森林作掩护的，胜利必定来敲门；凡是运用得不好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战斗，就有被敌机发现而遭受轰炸的可能。毛泽东十分赏识红军著名将领黄公略，在他的战地诗中，有这样的诗句：“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可惜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五战五捷之后，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时遭到敌机袭击，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2009年9月，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以慰英灵。

　　由于森林的遮掩，敌机往往无用武之地。第二次反围剿时，敌人中了埋伏，被砍杀得已现颓势。敌机应招前来助战，怎奈有树木遮蔽，飞机在空中分不清谁是谁，只好狂轰滥炸，结果丢下许多“乌龙”弹，把自己人给炸了，指挥官也受了伤。

　　反“围剿”，红军每次都是在深山密林的掩护下，或潜伏于林下攻其不备，或在林中穿插避其锋芒，或迂回包抄断其后路，或在林中秘密休整以逸待劳——每次战斗的胜利都是在森林的掩护下，变换战略战术，取得以少胜多的巨大胜利，创造出世界战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红军凭借山林茂密，先打后拖，弄得蒋介石损兵折将，颜面丧尽。于是，迁怒于山林草木。下达“山林过火，石头过刀”的命令，让各路大军撤退时，将苏区森林尽情焚毁，并派遣飞机在苏区各地丢下燃烧弹，导致苏区各处大山烈火熊熊，经月不熄。

　　蒋介石破坏苏区生境的无德之举，理所当然地激怒共产党人和苏区广大人民群众，因而爆发出恢复生境、保护山林的巨大能动性，其决心之大，气势之猛，是难以想象的。

　　在经历了四次反“围剿”战斗洗礼后，红军将士深深地体悟到森林对反“围剿”胜利所起到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感念之情油然而生，是不争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有位中央领导，是当年的红军，从北京来到赣南老区，发现那些山体依旧存在，树却没有了，很是惊诧，说：“现在这山连只老鼠也藏不住了，当年可是能藏下那么多的红军呀！”

　　这位老红军一句话，是对眼前荒山秃岭的慨叹，也是对当年茂密山林的深情怀恋和感激。

　　苏区在欢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华苏维埃人民政府宣告成立。虽然红色政权在异常紧张、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刚刚建立，仍然在极为精干的机构设置中，组建起土地人民委员会所辖山林水利局，并要求苏区各省、县、区、乡都要建立林业领导机构，负责管理山林的种植、培育、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

　　令人赞佩的是，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中还规定，栽（种）树木，不能一栽了之，还要“培养保护”。这就避免了只管栽不管活，只要数字，不要成活率的形式主义。今日对照此项要求，我们应自愧弗如。

　　普遍与密集的森林是打破国民党严酷经济封锁的锐器

　　森林不只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具有无可取代的隐蔽功能，还具有短时间内以林下野菜、野果、菌类等食材补充给养救急的功能。山中中草药，能为缺医少药的红军治病疗伤。许多的红军将士都依靠山中的草药治好了疾病和战伤。同时，发展林下经济，还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提高苏区民众生活水准，改善苏区生态环境，以及凸显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优越性，增强对全国民众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毫不夸张地说，苏区的森林起到了极其特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华苏维埃成立后，连同其所辖县区，在短时期内颁布了关于植树造林、山林抚育（铲山）、山林保护、林产品出口等法规、政令、条例三十多项。林业地位之高，也自在情理之中。林木在缓解苏区经济困难，支援革命斗争方面起着更大的作用，林材出口、林产品出口，换取苏区急需的药品、食盐、火柴、布料等军用、民生用品，更是其他物类不可取代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对这一状况有更为精准的阐述：“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

　　尽管国民党政府封锁严密，但国民党统治区需要苏区的竹木、油、茶、纸张等，苏区也需要国民党统治区的盐、布、西药等。为了解决苏区的这种供需矛盾，苏区各级党组织想方设法调动赤白商人经商的积极性，建立赤白边界贸易市场和秘密贸易线，用苏区盛产的木材、竹器、茶油、桐油、纸张等换回苏区急需的食盐、药品等。竹木茶油的大量出口，又促进了苏区的林业生产。

　　由于林业经济的迅速发展，苏区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首先，山地占有状况的巨大变化，不仅可以使贫农雇农增加了山地，提高家庭收入，而且生产的成果都由自己掌握，不还租，不还债，不还粮，不纳捐税……这与未革命区域相比，差别已很大了。

　　其次，就林业税而言，中央苏区农民的税收负担是不重的。从福建、江西的税收来看，税收按每家每人平均收获量多少累进征税，最高也只有18%的税额。

　　免除了沉重的封建剥削，承担林业税收又较轻，农民手中就有了钱，就可以利用这些钱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林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苏区水利事业的改善，为农业生产的丰收奠定了基础。同时，房前屋后广植树木，改善了群众的生活环境，群众对柴草和木料的需求也得到了保障。

　　苏区的林业，是苏区经济的重要支柱，发展经济，是保卫、巩固、扩大苏区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发展林业事业，是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民生改善了，有力地支援革命战争；到处郁郁葱葱的树木，则成为革命战争的最好战场。

　　所以，林业在苏区所占地位之高，作用之大，是历史的必然。茂密的森林，是中华苏维埃的存在、红军发展壮大的必备生境，是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苏区林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功不可没。

　　殊勋当颂，业绩当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