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有绪，1932年生于上海，祖籍南京。森林生态学家，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长期从事森林群落分类、群落学特性、更新演替及功能等研究，推动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森林生态系统研究定位站，建立与指导中国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研究网络，并促使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研究走向网络化、规范化。

　　2018年3月启动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把我国草地资源的监管、保护、利用和建设发展职能从原农业部调整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专设草原管理司，为我国草地生态系统理论、实践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为创建我国草地资源保护利用和可持续经营掀开了新篇章。

　　我因为从事植被生态学研究，草地生态学的发展一直没离开过视线。我和草原科学家李博、刘钟龄都师从清华、北大的李继侗先生。李继侗先生是第一个把生态学、地植物学（植被生态学、植物地理学）引入中国的。后来，他到呼和浩特创建内蒙古大学，担任校长，与李博、刘钟龄两位同志一起发展起了草原科学教育研究，而我因不同机遇，从事了森林科学。

　　不同植被类型在生态学不分家。我曾在上世纪50年代参与过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橡胶宜林地调查（基本上是草坡），曾多次参加草原、草地的利用保护及生态环境变化的讨论，曾主持的课题也有涉及草地；2017年，我还参加了中科院院士咨询项目“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利用与禁牧政策实施情况”的调查研究。在这些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知名的草地生态学家曲仲湘、朱彦丞，东北师范大学的祝廷成、兰州大学的任继周、中科院水保所的山仑等，并从他们那里学习了不少知识。

　　近来，我时常在思考：在此机遇下，如何积极发展草原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在此提出一些看法与大家探讨，望抛砖引玉，不准确、不合适的，也请大家指正。

　　尽快摸清全国草地资源家底

　　我国目前的草地资源家底不清。今年6月1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志标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举办的“绿色大讲堂”做报告时称，我国草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1.7%，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全国草原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青藏高原占36.5%，新疆等西北内陆占22.5%，北方地区占23.9%，南方地区占17.1%。这是2007年原农业部所发“全国草原保护建设利用总体规划”提到的数字：“我国是一个草原大国，拥有包括荒草地在内的各类天然草原近4亿公顷，居世界第二位，占国土面积的41.7%”。也许，这个数字可能出现得更早些。许多学术论文都用了这个数字，论文的中文都用了草原。如果根据所用“草原”的定义和内涵来看，这个41.7%值得商榷。有时，草原被定义为“是以生长草本植物为主，或兼有灌丛，或稀疏树木，可为家畜和野生动物提供生存场所的大面积土地，是畜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这个定义比较早，很宽泛，不能明确其分布条件与空间范围；有时被定义为“草原一词指草及其着生的土地构成的综合自然体，包括我国北方的天然草原、南方草山草坡、草甸、沼泽、荒漠、灌丛、冻原等”，这个内涵也太宽了，混淆了湿地（沼泽）、荒漠、灌丛、冻原等其他植被类型……不久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负责人在介绍中国草原保护情况时表示，“我们今天所说的草原，范畴已有所扩展，不仅仅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北方天然放牧草地，而是几乎涵盖所有长草的土地”。由此可见，我国草地资源的家底还不清楚，正好说明我国迫切需要开展草地资源的清查。要把全国草地资源查清，首先，要把草地植被的整个系统分类建立起来，各级分类类型的概念和定义弄准确，才能确定它们各级的空间分布，最后将得到全国草地资源的总面积，以及不同类型和省区的分布面积。虽然，森林、灌丛、草地、湿地、荒漠（如果还含寒漠、冻原、苔原）等自然资源类型都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但各类型之间不宜混淆不清。

　　草地分类系统要建立完善起来。草地分类系统应从国内做起，同时兼顾与国际衔接，如与国际的植被分类系统衔接（森林分类已经做到），如第一级，可以是草地植被型，下面是亚型，譬如说，草原亚型、草甸亚型，再往下进行，等等。有了统一的草地分类系统，就有了草地资源普查、清查，草地地理区划、草原分区建设的规划设计的科学基础。

　　关于各类型面积，调查时，有些问题要考虑。比如，“南方草坡”是否列入草地资源调查，可以讨论决策。对于农业地区的不稳定的次生草坡，可能因需要随时改于营造果树、用材林、农田等等，不宜作为常规的草地资源调查统计。对于我国温带典型草原区，上世纪80年代我国第一次草地资源清查时认为，内蒙古自治区拥有11.82亿亩草地，占全区国土面积的67%，占全国草地面积的20%，但由于我国的农业过去常常向林区、草原区渗透发展，中科院植物所的草地生态学家姜恕指出，可能没有那么大，草地的实际面积不要把其中形成的农业区和农畜区（农区模式）计算在内。

　　关于草地资源的清查工作，我非常赞成自然资源部关于“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总体工作思路”（今年7月31日讨论）的战略考虑和部署设想。对各个重要的自然资源生态系统类型，国家应当有统一、整合、融合的部署。

　　自然资源清查除了应用遥感信息外，地面调查是绝对重要、不可或缺的。这是十分专业的工作，样地的取样原理、数量、大小、长期固定的与即时补充的、样地调查方法等等，不同类型有不同要求。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几个直属调查规划院和各个省的调查规划院曾长期承担森林资源连续清查，具有严密的技术规范和十分严格的运行机制及质量检查体系，积累了一大批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因此，把这支力量改制为林业与草原调查规划院是多快好省的办法。现在这些院已经从事森林、荒漠、湿地、自然保护区等的调查任务，只要补充加强草地调查技术力量即可。

　　对于各类自然资源的清查，除了森林因为连年生长需要五年一次连续清查外，草地、湿地、荒漠等都属于现状调查，包括生物量等地面调查，每十年一次即可。

　　推动建立国际草地学术权威组织

　　我国作为迎头赶上的草地科技发展大国，应当推动建立和发展国际草地学术权威组织，促进世界草地保护利用与可持续经营。

　　世界上对森林的生态环境功能很早便达成共识，分类系统明确，术语、概念都很相通，名词互译没有歧义，国际交流频繁。国际的林业科学技术的学术团体已经有了联合的唯一权威性的国际林联（IUFRO），但世界和国际的草地科技、政务合作交流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

　　草地合作交流比森林困扰多一些。例如，草地类型，各国许多草地的地方名称已成为国家用学术名词。中英文的“草地，Grassland”问题不大，但“草原”家族的科学用词混乱得多。中文都是各种“草原”，但英文大不一样。典型草原用Steppe，即以禾本科草为优势的草原，在欧洲中部可相通，俄国也一样。在北美，草原是Prairie，南美洲，草原叫Pampas，非洲草原是Vold，再有，就是世界热带的热带草原，由于生长有稀疏的树木，也叫热带稀树草原，Savana，主要见于东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萨赫勒（Sahel），还有澳大利亚。我国海南岛西部由于干旱和破坏，季节性热带半落叶阔叶林次生演替成为热带稀树草原（Savana）。世界上还有季节性泛滥亚热带草原（Pantanal），面积也不小，如巴西的马托格罗索（Mato Grosso）。在热带，还有丛生草原，见于某些高山的林木线上方，如在新几内亚岛和非洲东部。在南极海的较高纬度区，丛生草原形成亚南极群岛的植被。丛生草原也是新西兰寒冷地区和南美洲最南端的典型植被。

　　以上所述的英文名词都是科学用词，一说就知道它的起源、形成的气候环境条件、地理分布区、生态系统特征、动植物特征等，科学家内行一听这个术语就可以理解。而中译名，用于文件、文章，除了音译（如Savana萨王纳）还要采用有一定解释的名称（热带稀树草原）。但很多这样的国外草地类型的本国术语还没有解释性的译名，需要统一建立，为国际政府业务交流、国际科学研究合作交流，打下基础。

　　鉴于草地国际交流比较滞后，我国不妨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草地的保护利用和可持续经营国际进程必然会和森林一样重视，提到日程上来。此外，国际的草地科学的学术组织，还处在比较分散，缺少最权威的如国际林联这样的林业科研联合学术组织。草地科学，国际上目前有比较大的大会学术活动，即国际草地组织（IGC）和国际天然草原组织（IRC）。中国草学会在2014年联合两个组织在呼和浩特召开过大会。国际的两个组织没有像国际林联那样有完备的几个学部的几百个学术组分别进行活动。我国作为迎头赶上的草地科技发展大国，也许应当推动国际草地学术权威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健全完善草地科学研究机构体系

　　我国应加强草地科学研究，健全完善草地科学研究机构体系，积极发展草地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站网络，并争取国家草地重大科学研究项目，深入探讨草地生态系统功能和与全球变化相关的科学问题。

　　我国现有高等教育的草地学科建设和草地科学研究相对薄弱。农业大学、农学院（有30余所）多为畜牧系，偏重于草学、畜牧。草地学科建设历史最早、力量强的当属东北师范大学，它的草地科学研究所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是我国高等学校中最早的草地学与生态学专门研究机构之一，他们在国内率先定量研究了植物群落的结构与分布，系统地对草原植被分布、动态演替、生物生产力、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等结构与功能进行野外调查、定位实验和理论分析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成立于1963 年，现承建有农业部牧草资源与利用重点实验室、草地生态与修复治理重点实验室、草地与农业生态遥感重点实验室，以及牧草种质资源圃、科尔沁牧草资源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等，开展草种质资源与育种、牧草栽培与加工利用、草地有害生物成灾机理与防控、草地资源监测与评价、草地生态保护与恢复、草地生产机械工程等研究。它比较全面地包含了草科学利用的任务。

　　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前身为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川西北草原工作站, 2005年更名为现用名。主要从事草类植物品种选育、栽培和草产品加工利用、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等技术，牦牛、绵羊、家兔等草食家畜品种选育、健康养殖与营养调控技术，盆周山区种草养畜与畜牧业经济发展研究等，包含了草牧业的科学内容。

　　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如兰州大学对草地、草业的教育、科研的贡献也比较突出。中国科学院系统有一些涉及草地系统研究的研究所，如植物研究所、水土保持所、寒旱所、地理与自然资源所等等，比较偏重于植被理论、土地利用、草地生态系统的碳氮水功能等问题。

　　就生态定位站而言，科技部的国家级生态定位站，森林的17个，草地5个。中科院系统的，森林的11个，草地3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森林的104个，目前尚没有草地站。作为草地大国，我国的草地生态系统定位站数量应当更多一些、分布更合理、类型更齐全。草地生态定位研究站除了长期观测各草地类型生态服务功能、揭示各种影响因素下的动态演变、探讨与示范该地区草地的利用保护和可持续经营的最佳模式，并可为草地生态系统与全球气候变化的相互关系科学问题作出贡献。

　　总的来讲，还是应当大力健全发展草地科学教育、研究、生态定位观测网、资源和生态数据平台机构、设施等。

　　积极发展草业、草牧、草畜科学技术

　　至今，我国各不同区域还没有形成对于草地生态系统如何与草业、畜牧业、肉奶业协调发展的最佳模式，如各类草地能不能放养牛马羊、封牧多长时间合适、适宜的载畜量是多少，哪些条件可以发展人工草场（多少、多大、什么草种），用什么途径结合林草、灌草或其他复合经营方式来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各区域各类型的综合最佳发展模式是什么样，如何评估、推广和规程化，相应的发展过程有怎样的政策法规需要建立，系统的稳定性如何与农牧民致富的愿望相结合等问题。总之，有太多太多的理论和实践科技需要研究。无论怎样的发展过程，草地资源的可持续经营、草地草原区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根本的。

　　许多问题不可能在一篇文章谈清楚，我只是希望在以上方面引起重视和讨论。由于我的知识并不专长在此，不准确、不合适的，请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