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30日，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广州市设立华南国家植物园，并在批复中要求“将热带亚热带植物知识和岭南园林文化融合展示”。之前，在设立北京国家植物园的相关文件中已经提到“坚持将植物知识和园林文化融合展示”。可见，园林文化是未来各地国家植物园呈现的重要内容。但是，植物园作为植物迁地保护的场地，为什么需要融合并展示园林文化？

　　首先要从植物园的起源说起。通常认为，现代植物园是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本草园即药用植物园发展而来的。它诞生于l6世纪中叶的意大利，其后延展至欧洲和世界各地。这些植物园的园区有时被精心设计成规整的几何图案，植物便被分门别类地种植在各种形状的地块之内。这样的布局代表着当时社会集体或园主个人的审美，而显然与植物区系之间的内在关系或植物的产地无关。但是，由于植物园是在土地上建设而成的，与花园或园林的营造类似，其布局法则和设计细节自然而然地传承了后者的基本原则。因此，植物园从起源之初就具备了审美的特性，并具有展示园林文化的基础和功能。

　　纵观西方园林的历史，16世纪的意大利台地园、17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园林、18世纪的英国自然风景园和19世纪的美国现代园林依次引领时代的潮流。相应地，这些设计思潮也影响了植物园的营造，因此，涌现出了丰富多样的规则式、风景式和荒野式的园林风格。这些“艺术的外貌”之下，蕴含着的却是“科学的内涵”，同时承载着“社会的使命”。

　　比如说，坐落于美国费城，创建于1728年的巴特拉姆园林便是集审美、科学和社会功能与一体的植物园典范。这座园林是巴特拉姆家族在1728—1850年间收集、种植和研究植物物种的园圃，也是北美第一个具有科学研究功能的植物园，代表了美洲殖民者对当地环境的关注及其社会身份的认同。在这个园林中，有一个面积约为14英亩的植物园，分为上花园和下花园（又称荒野花园）。前者靠近主体建筑，作为正式的展示花园，后者毗邻河流，代表了北美荒野的植物群落。巴特拉姆家族专注于北美东部的乡土植物，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观察和记录植物原始栖息地的内在关联，有时但并不总是注意到民族植物学的关系。如今，巴特拉姆园林还保持了50英亩荒野，包括草地、潮汐湿地和滨水林地，这些植物群落历经岁月枯荣，依然在自由地生长；这些空间为包括人类在内的一系列本地和迁徙物种提供了重要的全年资源，维持着生物多样性的历史使命。

　　园林文化源自人们欣赏自然山水花木以及寻求生态效益的精神及生理需求，如今我们称之为“风景园林”。它是研究如何合理运用自然因素（特别是生态因素）、社会因素来创建优美的、生态平衡的人类生活境域的学科。岭南园林作为中国园林艺术的三大流派之一，具有独特的园林遗存、理论体系和审美特性。同时，岭南园林与时俱进，在建筑庭园、公园绿地、住区园林、区域绿地和生态修复等领域呈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高度的社会责任。

　　华南国家植物园广州园区的植物迁地保护及对外开放园区（又称展示区），共计占地约282公顷，建有展览温室群景区、龙洞琪林景区、珍稀濒危植物繁育中心以及木兰园、棕榈园、姜园等38个专类园区，是1956年以来多次精心规划、设计和管理的成果。其中，龙洞琪林景区是植物知识和园林文化融合展示的最佳范例，体现了世界风景园林大师孙筱祥教授在1959年用生态学建园的方法建设“自然式植物园”的理念。它由棕榈园和孑遗植物区两个半岛及人工湖组成，分别是四季碧绿的棕榈植物和四季分明的落羽杉，在狭长的水面上展现了景色丰富的植物群落。景区的东边是大约1966年建成的水榭，将现代主义建筑与岭南庭园相融合，是知名风景园林师唐振缁和著名建筑师郑祖良合作的作品。1986年，龙洞琪林被评为“羊城八景”之一，并由此成为华南植物园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在龙洞琪林景区的东北方，是园内的蒲岗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有1.5公顷，区内的小山丘海拔约33.6米，但它是一块保存完好的天然常绿次生林，完全呈原始状态，如今成为了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自然演替的最佳观察区，记录着气候变化影响下的生物多样性变化。

　　总之，全球植物园在近500年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风景园林作为植物园空间规划与设计的主导性专业，其文化并非仅仅是传统园林样式的传承，而更重要的任务是保护、营建和修复具有自然审美为主的生态境域。植物园是进行植物科学研究和引种驯化并供观赏、游憩及开展科普活动的绿地，植物知识和园林文化融合展示是其固有的基本功能。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风景园林系教授、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