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也是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课题。但是由于自然、人为及制度等方面的原因，生物多样性正遭受着严重的损失和破坏，而这种破坏造成的生态失衡也最终会反噬人类。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事情。保护区（Protected Areas，PAs）是全球公认的解决这一危机的策略，它们在减少栖息地损失和维持物种数量的可持续水平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全球范围内增加保护区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持久手段，也是实现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一个有效的方法途径。尽管如此，由于保护区内物种持续减少和生态系统退化，保护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有效性仍存在争议。这使人们认识到仅仅建立新的或扩大现有保护区并不能保证其能够很好的保护生态系统和物种，相反，保护区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管理必须有效和公平，以保证对物种的长期保护和维持其生存能力。因此，一个保护区到底能否有效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其保护管理措施是否科学，这就需要对保护区的保护效力进行有效评估。评估这种有效性仍然是遏制非自然生物多样性下降努力的组成部分，对实现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重大。

　　最新研究表明，野生动物在现有保护区以外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保护区内的种群数量下降。肯尼亚拥有几个不同治理方式和不同类型的PAs，既有通过国家授权的机构管理方式SPAs，还有由当地社区、个人和非营利组织管理的方式PPAs。不同的保护区管理和保护区级别类型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和社区资金投入情况，这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不同，由于管理和保护区类型级别的差异，各保护区之间可能会出现非随机变化的生态状态和物种多样性分布格局。特别是，由于对生态系统退化威胁实施了更严格的限制，州管理的保护区SPAs可能为大多数哺乳动物保持理想的栖息地，与地方组织管理的保护区PPAs相比，拥有更高的物种丰富度、系统发育和功能多样性。与严格管理的受干扰较少的保护区相比，高度人为干扰的保护区的物种多样性较低，发生格局发生了变化。

肯尼亚地区丰富的生物资源（图片：网络）

　　对保护区的有效评估往往不能对保护区内的所有物种进行评估，只能通过一些指示物种来作为代表进行评估。而珍稀濒危、大中型哺乳动物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指示物种，并且在生态、分类、性状和行为等方面具有高度多样性，对栖息地破碎化和人类活动较为敏感，其保护状态通常反映了保护地的管理成效。同时，在评估区域和物种优先级时所采用的指标不仅要考虑物种丰富度，而且还要考虑系统发育和功能维度。

　　对此，昆明动物研究所蒋学龙研究员团队从1）保护区管理和类型的差异是否会影响陆生哺乳动物多样性分布；2）在陆生哺乳动物的分布范围和多样性分布方面（特别是重点物种大型食肉动物、大型食草动物和濒危物种），国家管理的保护区与私营管理的保护区相比差异如何？分析了陆地哺乳动物在保护区的分布范围，以及不同保护区治理和指定类型与多个多样性维度的分布格局的关系。

　　结果表明肯尼亚几乎所有陆生哺乳动物分布区都至少涉及到一个保护地。然而，关键类群分布区被纳入保护地的比例均较低，关键类群的许多分布区尚在保护地范围之外，因此，需要针对关键类群或物种建立新的保护地，以达到目标类群物种至少三分之一的分布区得到有效保护的标准。该研究成果于近日以题为“The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of protected areas in Kenya”发表在生物多样性与保护领域国际主流刊物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上。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肯尼亚籍博士研究生Kenneth Otieno Onditi、副研究员李学友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研究员蒋学龙为论文的通讯作者。

文章首页（图片：杂志）

　　研究人员使用了世界保护区数据库中的保护区目录，该数据库的记录是肯尼亚保护区唯一全面、最新和公开可用的数据。数据共涉及五种治理类型的保护区：政府、原住民、个人或社区、地方社区、非营利组织，以及六种级别类型：社区保护、社区自然保护区、森林保护区、国家公园、国家保护区和私人保护区。其中，SPAs是由国家或县政府管理的，而PPAs是由非政府机构（社区、土著居民、营利性机构、私营机构、非盈利机构及个人）管理的。利用广义线性模型和混合线性模型分析了保护区大小、状态、建立时间、类别、数量等因素与生物多样性指数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肯尼亚几乎所有陆生哺乳动物都涉及一个保护区，然而保护区范围重叠的相对比例较低，这与空间保护优先级分析的结果一致，即在最佳保护区域内，要达到物种范围覆盖的1 / 3，需要显著扩大现有保护区的范围。不同治理类型和保护区类型之间的差异与物种多样性的分布趋势不存在系统性差异，且差异不显著，但不同类型间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具有可比性。物种丰富度随与保护区年限的关系反映了肯尼亚保护区物种多样性、种群和生态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恶化，在这一过程中，野生动物被驱赶到无人保护的人类主导地区。

肯尼亚保护地陆生哺乳动物在不同管理和类型之间的分布图（图片：文章）

　　保护区类型和治理差异占多样性差异的比例非常低，并没有系统地与多样性和分布趋势相关。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表明肯尼亚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府和非政府利益方具有同等的贡献，应密切合作，以提高保护区作为野生动物保护工具的效率。与预期相反，更严格的管理方法似乎没有转化为更好的生态条件和更高的物种丰富度的个体保护区。APAs中独特种的数量高于PPAs，这主要是由保护区的年限占主导地位。在这些较老的生态系统中，物种有足够的时间自然地分类到可用的生态位，并适应生态功能，导致更丰富和多样化的组合。

基于关键物种(大型食肉动物、大型食草动物和濒危物种)多样性水平的保护优先区识别（图片：文章）

　　保护地类型和管理模式与多样性差异没有显著关联，虽然由政府管理的保护地比私人管理的保护地有更多的独特和关键物种，但类群间的平均多样性水平近乎一致；保护地大小和建立时间（年）对关键类群多样性差异的方差贡献较大，但对所有物种集合的解释力度却较低。研究提示：在肯尼亚现有保护地中，陆生哺乳动物的科学保护需要清晰界定各类型保护地的管理模式及目标，建立各类型保护地之间的经验交流和协同保护机制，共同实现生物多样性的整体保护。

物种丰富度随保护区现状年份的变化（图片：文章）

　　综上，可以看出保护区是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具，尽管对其在对抗物种减少和生态系统退化方面的有效性存在争议。但只有通过有效的PA管理和公正的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才能取得超过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成功。保护区治理和类型的差异与多样性差异没有系统的关联，尽管与私人管理的保护区相比，国家管理的保护区有更多的独特物种，但平均多样性系数具有可比性。这些发现表明，在肯尼亚以及其他国家，政府和非政府利益攸关方对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保护作出了类似的贡献。因此，保护区中陆生哺乳动物的持久性保护取决于保护区和保护区管理部门在评估保护绩效和挑战方面要明确合作方案。这种合作也符合非洲野生动物保护从传统的专属国家管理体制向更广泛的管理体制转变的趋势。相信在协同保护机制下，定能共同实现生物多样性的整体保护。